新生南路三段16巷1号

新生南路的一部分在台大之旁，路长分为三段，三段中的十六巷一号便是“紫藤庐”。这是台北的一座茶舍，也是台北第一处市定古迹。离台的前一天下午，再度来此。友朋庐内聊天，我独自在紫藤架下流连。那古老的藤干，形容枯槁，状若朽骨；但，举目而视，藤叶何田田，满架连翩。那翠嫩的绿叶，绿得那样年轻，如同初碧。叶、干间的颜色反差，让我体味着生命的奇异。

我来紫藤，是来追缅1950年代居住于此的周德伟，这位少为人知的先贤，一生可圈点处多，但最令我心仪的却是他当年身为北大学生，又处新文化运动之中，却不喜欢那份风云一时亦扰攘一时的《新青年》。我曾为此文字，题目就是《不读<新青年>的周德伟》。稿子发上台北的《传记文学》时，编者“手记”说：接到来文，“的确楞了一下：居然当时还有不读《新青年》的‘五四人’！”可见近百年来，海峡两岸，处于主流地位的历史叙述（它掌握在官方和学院手里），遮蔽了多少不该遮蔽的内容。

周德伟就是这样一个被时代遮蔽了的历史人物。他1903年出生于湖南，1986年去世于北美洛杉矶。观其一生，在政治上，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，在文化上，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。当年新文化和《新青年》，有被学界视为自由主义之始。然而，这样的识见未明所以。中国自由主义始自严复，而非《新青年》。后者如果不说反，至少也是非自由主义的。难道你能相信，一个以决绝的态度反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对象，可以是自由主义的吗；且不说正是它启动了逐步终结自由主义的历史枢机。然而，年轻的周德伟当时即与时髦不合，难怪他后来负笈英伦，成了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亲炙。他同时也是哈氏在远东中国的首席弟子，后来成为哈氏弟子的还有两位，蒋硕杰和林毓生。五四那天，因身与中研院近史所举办的“五四”九十周年纪念会，午间，我曾以周氏其人询问林毓生先生，说及周的遮蔽，林先生的回答让我低廻：是周先生不配合时代，不，是时代不配合周先生。

周先生善用文言写作，在白话时代，这可能是他不配合时代的地方。但，文言不过表象，周先生用力所在，其实是传统与西方两种文化的调适。七十岁那年，周先生撰文谈自由主义，文章写得古色古香。其中有问：“‘为政何先’，曰：‘道莫高于诚，德莫大于仁，治莫广于自由。’”此本儒门经籍之要，但在周先生这里，却内摄着西政哲学的原典：“先生所谓自由其何指乎？”曰：“自由者乃超乎立法及政府之人权，亦即由法律保障每人之私领域也。”张口“之乎者也”，但其语义却典自洛克与密尔，又流经伯林、哈耶克。尤有趣的是，该文的题目为“周子若的微言与大义”，这是个不掩自负的标题。其中“周子若”乃周德伟的字，是自字，意即如孔子。一个以孔子为人生楷模的人（想想当年《新青年》“只手打孔家店”的阵势吧），并不妨害他同时又是一个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。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融汇，形塑了周德伟先生的自由主义身段，羡煞人也。

在周德伟的身上，我看到了严复的影子。如果可以走向历史的纵深，周氏的作派其实是严复的赓续。自由主义甫入中国，严复的努力就是把它放在中西文化之间，让它们“交互阐释”。这份工作自严复始，由《甲寅》继，却中断于《新青年》。该杂志以“进步”和“新”的名义，恨不能一脚把传统踢进时代的垃圾堆。20世纪以来，由《新青年》所主导的新文化也形成了它的百年传统，和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相比，海外学人倾向于把它称之为“小传统”。这个小传统显然不是自由主义的传统，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周德伟的意义。当这个小传统既已成为时代的主流时，周氏是在它之外，孤峭地从事着古典自由主义与本土传统的对接。如果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正脉，一脉而下的是梁启超、（某种意义上的）章士钊、（非《新青年》时代的）胡适，而后就是周德伟。周德伟显然比严复之后的几位，更自由主义。但，整个这一脉系，在自新文化而下的历史主流面前，借用一位台湾学人语，是“一个被放弃的选择”。周德伟先生资望未若严、梁、胡，当然只能是放弃中的放弃了。

……薄暮的紫藤架下，我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，当时的我，盘桓有顷，始终好奇于叶干间的生命色调。直到此时临笔，方若有所悟：传统正如这古老的紫藤，别看它干枝朽枯，它的生命力却极为内在，只要不把它连根拔除，岁岁年年，照样绿叶新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