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自由立兹”

英语Liberty译为自由，Liberalism译为自由主义，世所接受。严复一生翻译严谨，自称“一名之立，旬月踌躇”。他在译密尔的《论自由》时，是柳宗元的一句诗让严复拍板：“欲采苹花不自由”，所谓自由，正此义也（Liberty）。

1903年出生的周德伟是哈耶克在中国的首席弟子，还是在湖南读中学时，经由一位清华留美老师的指导，就系统阅读了严复的翻译原著，因此，晚年周德伟不忘将严复尊为影响自己的第二人（第一是章士钊，第三是胡适）。严、周之间年龄相隔半世纪，但却可以拉出一条特别的自由主义弧线：即二人一生都服膺自由主义，二人一生都是中国少有的古典自由主义者；而且二人一生都珍重古老的传统文化，二人又都尝试从自由主义的角度，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会通。当然，严复是这项工作的始作俑，可是这工作届至五四便发生断裂。以《新青年》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是排斥传统旧文化的，后者是它全力否定的对象。《新青年》固然影响了一代人，但，当时身为北大学生的周德伟，却是一个例外。例外在于，他对反传统的《新青年》不感兴趣，而这正是因为他预先受了严复的影响。

周德伟自台湾退休后，着手翻译业师哈耶克的《自由秩序原理》。不过这书名是大陆的翻译，在此之前，周德伟已先行将它译为《自由宪章》。“宪章”一词来自古老的《中庸》：“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。周德伟翻译此书不称“译”而称“达旨”，这是效仿当年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的作法，因为严氏是用文言重写了赫胥黎的《进化与伦理》。周德伟的翻译，其实也是重写了哈耶克。

《自由宪章》是自由主义的经典，只是当世人通译Liberalism为自由主义时，周德伟在本书的翻译中不纳此译并持异义。他不赞成以“主义”定位自由，因为“凡主义乃系一派或一家之主张，必有所偏重，如唯物主义、唯心主义……”等，这些“一偏之主义”，“不能为学理上及政理上根本大法”。能成为这个根本大法的惟有自由：“自由乃一切价值之园地，及一切文明生长之创造力”，人类“无时无地，均不可缺此创造力”。故尔，自由非“一偏之主义”所能名，必须另译。

何以另译，和当年严复“旬月踌躇”一样，周德伟“绕室彷徨，苦思有得”，最终是在传统儒家中找到了对译资源。周德伟独辟蹊径，把Liberalism译为“自由立兹”。“立兹”不是后缀“-ism”的音译，或者，它是音译表象下的意译。孔子曰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”，又曰“己欲立而立人”。前者表示孔子在文王死后，以道统自任（所谓“文”之道，就在我这里），后者则表示立者自我独立也。因此，“立兹”是周氏对孔子上述二句的抽象并合成，用以表明“自由无时无地不存在，亦无人可以缺少者也。”

“自由立兹”，一个新颖的翻译，音意合一，精彩有加。但，惯性的力量是强大的，它注定无以取代人们业已用惯了的“自由主义”。不过，从这样一个翻译小故事中，可以看到，从严复到周德伟，这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古典脉络，在文化态度上，既吸纳西方，又不拒斥传统；而且他们很自觉地从传统中找寻和自由主义可以调适的资源。遗憾在于，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，开的是好头，走的是歪路。严复的道统被新文化打断，而后一路倾斜、每况愈下。就一个区区不喜欢《新青年》的周德伟，是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的。